,很早就放弃了一些当时我讨厌的主课,比如代数、化学、英文,后来只好靠走关系才进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这也是我刚正不阿的三十来年里比较罕见的一个污点。因为我和我国教育制度格格不入又不肯妥协,1989年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主动退学了。有时候我想其实我远比那些浑浑噩噩地从小学读到硕士博士的人更渴望高等教育,我们都知道钱钟书进清华的时候数学是零分(后来经证实其实是15分),卢冀野入东南大学的时候也是数学零分，臧克家去山东国立青岛大学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今天的大学校长们有这样的胸襟吗?当然,发现自己文章写的不如钱钟书是多年后的事情了,还好终于发现了。

退学之后基本上我一直都是自我教育(当然我的自我教育远早于退学之前),主要是借助书籍。因为家境还勉勉强强,我得以相对从容地读了几年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基于"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点钱"这样的认识(其实主要是因为书价越来越贵),我从1990年至1994年先后筛过沙子,摆过旧书摊,代理过批发市场招商,走私过汽车,做过期货,还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过中国壮阳药及其他补品。令人难堪的是做过的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有点钱",实际上,和共同挣扎过的大部分朋友们比起来,我还要庆幸我至少没有赔钱。

我渐渐意识到我也许不适合经商,对一个以知识分子自许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除非这同时意味着我将注定贫穷。

1994年夏天,我找了个天津中韩合资企业的工作并被派去韩国学习不锈钢金属点焊技术,1995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很不幸我姐姐也转到了这家天津的公司并担任了副总经理,为了避嫌我只好另谋出路。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经一位做传销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学力邀,我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