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

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

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

妈妈轻轻地抚摩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位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三十五年前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

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