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10月的香港，台风过境后的空气带着咸涩的湿意。

汇丰银行总部顶楼的会议室里，水晶吊灯的光芒被调至最暗，十二盏壁灯在深色木镶板上投下班驳的光影，像极了英资银行家们此刻晦暗的心思。长桌尽头的鎏金座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是敲在紧绷的神经上。

渣打银行大班麦加利将雪茄摁在纯银烟灰缸里，琥珀色的瞳孔盯着长桌中央的香港银行分布图。

平安银行的红色标记在中环密密麻麻的网点如同燎原之火，十年间从最初的五间分行扩张到二十八间，连汇丰最引以为傲的皇后大道中分行，如今每日叫号量都被隔壁的平安银行旗鼓相当。

他指节叩着桌面，皮鞋跟在地毯上碾出细微的声响。

“上个月的储蓄利率报告，”麦加利推过一份烫金文件，纸张边缘被他捏出明显的折痕，“很多华资银行给新客户的三个月定存利率是 5%，甚至更高，而我们遵守银行公会的协定，只能给到 3.8%。这些华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金融秩序。”

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的指尖在桌面上轻叩，节奏与墙上的古董摆钟形成诡异的共鸣。他面前的咖啡早已凉透，瓷杯边缘还留着唇印——这是他三十年银行生涯里罕见的失态。

桌下的抽屉里锁着一份绝密报告：平安银行最近几年的企业贷款中，很多都流向很有前景的产业中，以及流向陈氏相关企业中，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仅 0.3%，远低于汇丰的 1.1%。指腹摩挲着冰凉的杯耳，目光掠过文件上“平安银行”四个字时，眉峰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1961年廖创兴银行挤提时，”渣打银行的财务总监突然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我们花了2000港币，就让三个码头工人在茶餐厅编造‘廖宝珊贩面粉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