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按太阳穴，继续听在客厅里的同事汇报。

客厅里站着另一位三大队的警官，是皮肤黝黑的廖健。当年，他是从农村考警校，然后才干的警察，算起来也有十年了。

廖健说道：“凶手应该是摸底一段时间了，进门先剪断了电话线，抽了菜刀藏在沙发下面，综合看，是惯犯。”

蔡彬和他讨论起来：“摸底，爬空调，剪电话线……像‘麻雀’。”

廖健反驳道：“‘麻雀’他们不敢强奸杀人。像新人。”

“应该是从外面进来的，很可能有案底。”蔡彬说到。

“麻雀”是本市公安机关对采用这类方式溜门撬锁的惯偷的统称。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有案底，已经被处理过多次，但屡教不改，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三大队的“老熟人”。

程兵点点头，表示同意。长期一起办案，三大队的兄弟们已经形成了深厚的默契，破案的思路往往在三言两句的讨论中就能走向正轨。

程兵站到了尸体旁边，他迅速环顾了下屋内的环境，接着将目光落在尸体上，死者衣衫不整，死状惨烈，脑组织流了一地，遍地是血。

女孩看上去就像一朵含苞的花被恶意折断丢进泔水桶，或是一片本应落在冰面上的雪花掉进了煤渣堆。这样美好的年龄和身躯，怎么都不该深陷如此惨烈的死状中。

扭曲的四肢无声诉说着少女的不甘，大面积外渗的脑组织液痛骂着凶手的泯灭人性。不忍再看她衣衫不整的躯体，程兵把目光聚焦到血泊中那座奖杯。它本是对女孩近段时间学习的肯定，却变成了加害者施暴的利器。一把人生起点的发令枪，一夜之间，成了人生终点的休止符。

从警多年，粉碎的主骨、散落的尸块、腐败的肌肉组织……程兵见过太多太多。即便已经“久经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