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的突然离去，使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

事实一次次证明，受那些诽谤文章最直接伤害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长辈。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那些污浊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中国的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认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

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等级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质”考核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据统计，收看这档节目的全国观众，有百分之八十三是为了看我的文史知识点评。

但是，由于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另一个姓郝的上海文人，与他呼应。

还是由南方那家周报领头，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全都兴高采烈地报道并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